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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羡慕地看着他们，并不拆穿他们孩子气的贫嘴。我们越聊越投缘，甚至，就连我那久已不用的乡音都冒出来，再次支配起我的舌头。不一会儿，我便也嘛啊，嘛啊地开起玩笑。这时候再叫人回去听学术话语便成了酷刑，我们一致同意，干脆出去找地儿坐下来吃饭，喝酒。

我们走出了学校。他们没有半点要奉承我的意思，自顾自走在我头里，两个人肩并着肩，孟时雨话多而密，叽叽咕咕，贫起来没完没了；陈献云则是见缝插针，在一片绵软的“是吗”，“可说”，“原来如此”中不时刺出一根针，一句话便能戳破孟时雨话里快活的小气泡。我几乎能想象出这两个人穿着校服走在滨江道的样子，孟时雨大概是连校服拉链都不拉的那类学生，敞着怀，露出里面花里胡哨的T恤，手里举着炸鸡排或是蛋筒，书包只背一个肩带，吊儿郎当地，边走还边踢易拉罐。至于陈献云，大约是规规矩矩地穿着全套校服，规规矩矩地背著书包，规规矩矩地走着路。但好学生会放学就逛滨江道么？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陈献云会陪孟时雨一起在午休时晃在操场上，放学又一块儿压马路。他们看起来这样亲，但凡孟时雨买了一枝糖堆儿，总有两三颗红果得进了陈献云的肚子。在我的虚构中，他们就是这样的关系。

我想得大概有些太过入神，以至于陈献云只好拉住孟时雨，停下脚步来等我。他亲切而柔和的目光叫我浑身不自在起来——男性长辈的角色我几乎没有扮演过，但面对这样来自故乡的年轻朋友，叫人又不能不勉强支棱起著名作家的的派头。我回忆着别人的做派，扬言说要请客，陈献云笑着推辞，倒是孟时雨，也不和我客气，随手在路边挑了一家吃海鲜的餐厅。

海外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坐在一起，好像不谈论政治就吃不下饭，喝不了酒。什么民运人士啊，政治异见者啊，仿佛人人都被国安抓进去过，但他们又或者支持川普，或者支持哈耶克。

幸好孟时雨似乎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我是从他的衣着看出来的），而陈献云又惯爱迁就着他。于是我们默契地绕过了宪法啊运动啊一类的话题，我讲了些文坛上的八卦，然后言语便一路向着东方奔去，直奔进天津市里。他们听说我久未回国，忙叽叽喳喳地讲这些年的变化，什么老城拆迁，海河治理，还有细细碎碎的早点价格，花鸟鱼虫，说相声的谁谁谁老了退了，老城里的钙奶汤圆搬去了何处。

我们尽情地怀旧，躲进温暖的回忆，时间往回一直流，流到梦一样不真实的过去。

或许我到底老了，一个不留神，便讲出一句陈词滥调：“你们年轻一代到底比我们幸福。”

“我们幸福？”孟时雨冷笑了一声，“物质上或许吧，我承认，我没饿过肚子，也没受过冻。但要说幸福，那可不见得。”

他的语气那样尖刻，让我不由得好奇起来，“人想要获得完全的幸福，当然很难，”我说，“但要说不幸，你们90后的不幸能有什么？爱情上的挫折，再不就是学业上的压力。网上不是说，你们是随着国家崛起的一代，是享受到经济腾飞红利的一代。”

孟时雨大声说：“那您呢？您这一代人，大概早年在物质上稍稍吃了点苦，但你们至少还上过广场，还做过些民主自由的美梦。我们……嗨，算了，您不在国内也不明白。”

“说吧，”我恳求道，“说下去。”

孟时雨却不说话了，一个劲挤柠檬。

“不如这样，”白葡萄酒的酒精比我想的要强烈，它偷偷解开了我那件名为成熟大人的戏服扣子，“事实胜于雄辩，我们一人说一个不幸的事。”

孟时雨撇了撇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