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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干部这些天走路都带着风。合作社，嘿，他恨不得搓搓手。多少年了，只要谁参加工会，老板们就降谁的薪酬，而那些高管呢，点点鼠标，就拿比工人多六倍、七倍的工资。他们已经商量好了，从此，在我们的工厂，无论是保洁还是经理，所有人拿到的钱差距不要超过300欧。他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一边走还要吹两声口哨。在工会看来，合作社的成立已经板上钉钉，占领工厂不再是一件苦差事，新闻出来后，托主流媒体的福，工厂的名字也蹭着文章的边角出现在从斯特拉斯堡直到马赛各地居民家中订的报纸版面上。捐款一下子多了起来，工会已经开始筹划五一节的联欢活动，他们准备在劳动节游行时大出一番风头，从上个礼拜开始，女工们就在排一个集体舞，她们选了一首热热闹都是鼓点的歌，那个秃头的工会干部觉得她们跳得特别好，和他儿子看的那些韩国明星团体没有任何区别。季鸣则看了之后沉默半晌，他小声说，这和广场舞哪里不一样？孟时雨罕见地没有他抬杠。但他们终于没有扫法国同志们开心。

春天的Bercy美得像一片绿云，垂柳摇曳在水边，绿头鸭子和白鹅成群结队，越过芦苇丛，在茂密的橡树、挺拔的松树和如碧色天蓬一样的葡萄藤外面，就是法国财政部。野餐的人们不用看也知道，这时候记者正堵着在那个该死的门口，而害得记者们不得不和财政部保安干架的家伙却正坐在开满小雏菊花的草地上，快活地拆着一只烤鸡。

这件事对季鸣则当然不是全无影响，新闻出来后，老季总用胡子猜都能猜出是大儿子干的好事。他暴跳如雷，据说气得砸了季鸣则放在家里车库中的限量版法拉利跑车。今天早晨，几乎是不出所料，秘书通知季鸣则，他已经被从董事会踢了出来。要么季鸣则就躺平等死，万一哪天老爸得了不治之症，小说里不都这样写，他就可以回去在病床前和这个亿万富翁深情和解；要么他就麻溜滚回国，小杖则受，咬牙求得一个价值无数股权的谅解。

季鸣则还没想好，至少他现在还不大想回去。他还有点事要做——如果合作社能办起来，他准备投资进去，做个小小的股东。为了重新开始生产，拿他的钱总比找银行借债强些。他甚至还能靠着国内的人脉，帮这家小小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工厂拉到订单，毕竟他们的技术是世界一流。唯一的遗憾是，合作社讲一人一票，无论季鸣则出多少钱，他都只能在开会时举起一只手。

只是，一旦想到法拉利，想到酒店顶层的豪华套间，甚至想到北京家里训练有素的佣人，想到在国内酒吧一呼百应的夜生活……季鸣则又有点沮丧，但这沮丧在春光中消融得那样快，尤其是当孟时雨坐在绿草坪上笑咪咪看向他，嘴角还沾着刚刚吃的果酱时。

“我要去看鹅。”孟时雨跟季鸣则说，“你慢慢吃。”

季鸣则摇摇头，把那些情绪抖出脑袋，他用指腹抹过孟时雨嘴角，“小心水。”

“不会啦，我就看看。”孟时雨说。

“你之前在乡下，不是追鹅追到河里去了？”

孟时雨努了努嘴，很快跑没了影。Bolya坐了过来，“你们在一起了。”他说。

季鸣则点了点头。

Bolya照顾着季鸣则的法语水平，很慢很慢地说：“工厂的事情，我应该谢谢你。但有一点可能要说清楚，我并不是因为这件事，就不和你争夺时雨。这不是一个交换或者计算，你明白吗？”

季鸣则说，“那你说说，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