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里的暖气很足，她穿着一件绿色长袖单衣，露出长至锁骨的吊坠，面上微微发黑，看起来颇有些年代，但能辨认出是打造成平安锁状的银链子。
梁奶奶见我盯着那坠子，下意识摸上它粗糙的轮廓，笑得温柔：“这东西，算得上老古董了，现在的首饰越来越漂亮，却没有一个比得上它的意义。”
我的视线挪到她身后一碗冒着热气的面，梁奶奶把门更开大了些：”今天正好我生日，进来坐坐吧，我已经有好多年没过生日了，算一算，得有五十多年了。”
梁奶奶这些年从未向我们提过她的故事，没人知道她从哪来，以前又是如何的。
她一双遍布风霜的手，捧起热腾腾的碗，靠在吱吱呀呀的藤椅上。在这个时时能听见欢笑声的夜里，向我讲述了一段她的人生。
一段我听说过，看到过，却没有经历过的漫长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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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4日，立春。
委员长多年前下令改旧历为新历，多年来过的元旦也变成了春节。
老人们说，日后咱过习惯了公历，什么'夏正'的话再也没人讲，那公历岁首的［恭贺新禧］再也没了意义。
慢慢地，就会像现在的战乱一样，只存在于书本和传说中，路过的也就一瞥，而那些活在传说中的人，也迟早会被覆盖在歌舞升平中。
我们那一代，便开始流行公历生日。
那年我刚满二十，是同德医学院的学生，还未毕业便在陆军舅舅的帮助下，迁到长沙医院就职。
虽说政府已不沿用旧历，但过节气的传统还保留得很好，再加上我二十岁生日，好久没回家的舅舅，从在沅陵整训的部队请假回来团聚。
舅舅家有个女儿叫梁冯，刚满十七岁，整天说很是崇拜我们这些穿白大褂救人命的，叽叽喳喳缠着问我怎么能当上个医生。我说得去医学院读六年，咱这边只有湘雅，你要能考上，那就有机会。
梁冯顿时就蔫了。我知道，她才不是崇拜我们那些穿白大褂的，她崇拜的是那个穿白大褂叫赵有年的医生。
长沙城曾因那场文夕大火毁得不成样子，但这几年也逐渐恢复，如今新的房子建在焦土上，已经看不出旧时的痕迹。
她和我一人捧了一份蒸糕，向舅舅家走去。刚过拐角，便见门口停了辆德国摩托，舅舅和一位年轻男子站在家门前，他提着皮箱，远远朝我们挥手。
那个陌生男人梳着三七分头，身量很长，布制腰带同枪带跨在腰间，一身翻领美式军服配上一双半新不旧的长靴，显得越发挺拔。见我们靠近，他笑嘻嘻敬了个不标准的军礼。
三年不见，舅舅两颊肉凹进了骨头，只厚重的冬制军服勉强将身板撑起，同一旁意气风发的少年相比，他被衬得有些沧桑，但眼睛还是炯炯有神。
舅舅伸手拍向那人的头：“你小子总不正经，看着漂亮姑娘就来了精神，军礼是随便敬的吗？”
那人抹了把被舅舅捋翘的头发，一脸无辜地说：“军礼就是尊敬，我尊重团长，也尊重团长的家眷嘛。”
我听他说话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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