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和旁边的同学交换着不确定的眼神，还有人干脆放空，等待教授自己揭晓答案。
就在这时，一只手臂稳健地举了起来，在略显沉闷的空气中划出一道清晰的轨迹。是方星河。
刘教授镜片后的眼睛亮了一下，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
他对这个总是坐在前排、眼神清澈而专注、笔记做得一丝不苟的寒门学子印象非常深刻。在他教过的学生里，有天资聪颖的，有家学渊源的，但像方星河这样，将一种近乎破釜沉舟的努力与对经济学直觉般的理解力结合得如此之好的，并不多见。
“好，方星河同学，”刘教授抬了抬手，示意他发言，“你来谈谈你的看法。”
方星河应声站起身。他身形清瘦，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一件普通的灰色毛衣，但脊背挺得笔直。
他先是微微向教授颔首致意，然后才开口，声音不算洪亮，却异常清晰、沉稳，带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冷静：
“刘教授，我认为征收庇古税是应对负外部性的一种重要思路，但将其视为唯一或始终最优的解决方案，可能忽略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开篇立论，直接点题。教室里的窃窃私语声停了下来，更多的目光聚焦到他身上。
他稍作停顿，组织了一下语言，继续说道：“首先，从技术层面看，准确衡量外部性，尤其是环境污染、健康损害等带来的边际社会成本，并将其货币化，是极其困难甚至近乎不可能的。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政府机构很难获取完全准确的信息来设定一个‘恰到好处’的税率。税率过高会过度抑制生产，可能扼杀创新或导致企业外迁；税率过低则无法有效纠正外部性，政策形同虚设。这本身就是一个可能导致政府‘失灵’的环节。”
他引用了课堂上的概念，并进行了延伸：“其次，正如我们之前学过的，任何税收本身都可能带来新的市场扭曲，产生无谓损失。庇古税在试图纠正一种扭曲的同时，也可能创造另一种扭曲。比如，税收可能被企业转嫁给消费者，或者对特定行业造成不成比例的打击。”
这时，他话锋一转，提到了另一个经典理论：“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比如产权界定清晰、涉及主体较少的小范围污染问题时，科斯定理或许提供了另一种思路。通过市场谈判和自愿交易，明确产权归属，可能比政府强制征税更有效率，社会总成本更低。”
他看到刘教授鼓励的眼神，深吸一口气，说出了自己思考的核心：“所以，我认为关键可能不在于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万能药方。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权衡各种政策工具的利弊。除了征税，政府规制，比如设定排放标准、创建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市场、甚至通过宣传教育引导社会规范，都可能是选项。很多时候，针对复杂的外部性问题，组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可能会比单一依赖庇古税更为灵活、有效，也更符合现实管理的需要。”
一番论述，条理清晰，层层递进。不仅指出了经典庇古税理论在实践中的局限性，还引入了科斯定理作为对比，最终上升到政策工具箱和综合治理的思路，显示出了超越课本的思考深度和广度。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钟，随即响起了低低的议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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