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没受伤的手拉起他的手，告诉我：“我信。”
“那就够了。”他欣慰地笑了，我笑他傻。
几天后，他要回美国了，我的志愿申请也通过了，我特地回了A城，去机场送他，他问我：“你什么时候走？”
“考完试就要出发了。”
他习惯性地揉了揉我的头发，温和地说道：“把我给你的吉他带上，就当是我在陪着你。”
“好！”我坏笑着说，“那我就不用想你了。”
他开怀大笑，抱着我亲了一下，叮嘱道：“到时候别逞能，记得好好照顾自己。”
“你也是。”
我看着他渐渐走远，心中越来越不舍，直到他的身影消失了，那一直忍着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了。然而，此刻的我却毫不在意这份早已预示的离别，也不知道，这一次送别后，下一次再见到他已然是在两年后了。
一切的变化都是悄然而至的，而当这一切发生时，我仍旧对此浑然未觉。
七月初，志愿者团体各自出发，我们三人经过一路的颠簸，在火车站与其他人汇合后一起乘坐汽车，到达比较偏远的一个山村。
刚到的几天，所有人都在接受新事物，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尤其是那些原生态的环境。
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天，湛蓝清澈，一如这里的人们，质朴纯净。有时候晚上闲着，我便会到田埂和山路上走走，每次看着那湛蓝的天上挂满了星星，就会想到他。
但是，在山里的几个月，我很少与王宇逸联系，除了刚到那天给他去过电话，就只通过两次电话。
主要还是因为山里的信号不好，条件不允许，拨打漫游实在不行。
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拿出吉他，回忆着他弹的那些旋律，尝试着弹出来，试了好几次，我才完整地将脑海中零散的和弦谱拼凑出来，可是一曲未完，弦却断了。
那一刹那，我的心不由自主地颤了一下，感到莫名的害怕，心慌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却发现屋里信号太弱，根本打不出去。
寻思片刻，想起校内有一个可以拨打漫游的固话，摸黑寻到校长室，却发现门锁了。
如此一来，我开始有些着急了，在校舍周围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找到了一个信号还行的地方。我倚着土墙坐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尝试着拨打，希望能接通，可是回应我的总是那把熟悉的女声，他的电话无人接听。
不知过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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