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土生土长的闸北人，也就是俗称的“棚户区”。
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是家属，没有出去工作。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按照政策至少要分摊一个插队名额，他去了边疆，弟弟妹妹就能留在城里。
作为大哥，他做出了牺牲。
来到边疆后，母亲不忍心，时不时会邮寄东西过来，帮衬一下。见他这边孩子多，也曾写信过来，说想帮着带孩子，让他回沪探亲时，送过来一个。
他和慧珍商量了一下，想把老二留在那边。
于是，和慧珍回去探亲时，特意带上了三个孩子。可临到要走时，见老二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还是舍不得丢下。
慧珍说，孩子不跟他们生活在一起，长大了会生分，甚至不会认他这个爹。他一想，也觉得有道理，就咬了咬牙打算自己来带。
反正连队里有托儿所，只要是双职工的孩子，都给特殊照顾。
回到连队后，为了不再有拖累，他和慧珍商量一下，就一咬牙去门诊做了“结扎”手术。
而王慧珍只是名义上的沪上知青。
她祖籍是山东的，自小在沂蒙山老区长大。她跟着亲娘，在山沟沟地长到了十二岁，才远赴沪上去投奔那个当了大官的父亲。
可父亲早已再婚，娶了徐汇区的大家闺秀，又生下了一儿一女。
当她穿着粗布大花棉袄、带着一口山东土腔来到沪上时，迎接她的，除了父亲的简单问候，就是小妈那客客气气的笑容和弟妹们的白眼，甚至连家里的保姆都不把她当回事。
去学校读书，更因为说话土气而被周围同学嘲笑。
无论是在班里还是在家里，她听不懂沪侬软语，无法与那些鼻孔朝天的沪上人交流，也因此变得自卑起来。
尽管她住在石库门的花园洋房里，也脱下了花棉袄换上了一身洋装，还剪短了那条大粗辫子，可浑身上下的土气，只要一开口就暴露无遗。
在这种境况下，她终于熬到了初中毕业，也赶上了“上山下乡”的热潮。
街道里一上门动员，小妈就鼓动她去报名，说她是家里的老大，得给弟弟妹妹们做个表率。
性格单纯的她，哪里懂得那么多？
于是，稀里糊涂地报了名。
不久，就随着一群沪上知青乘坐火车，不远千里地来到了边疆大农场。
一进入连队，她和那批女知青被分到了大田班。
最初下地劳动时，她倒是很开心。
这点农活，与沂蒙山老家比起来，根本不算啥。
和她同班同组的女知青里，有个叫杨淑芬的，想耍懒，就故意捉弄她。上班下班时，自己不想扛锄头，就交给她来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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