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斯菲尔德又一次犹豫了。他虽不喜欢霍桑，但他很聪明，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的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他丈夫，”他说，“包括伦敦北部的房产和克拉克顿的房子。他还列了一些慈善机构，一部分遗产会被捐赠。但唯一的另一大笔遗产，大约十万英镑，属于戴维娜·理查森夫人。如果你想和她谈谈，我的秘书可以给你她的地址。”
“我的确想和她谈谈。”霍桑说，眼中有一丝我很熟悉的光芒，他发现了另一条可供追寻的线索，“但是，也许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对她这么慷慨。”
“我真的觉得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奥利弗·梅斯菲尔德远没有我们刚进来时那么愉快。恐怕霍桑确实会对人们造成这种影响。你可以说他是根针，证人和嫌疑犯则是气球。“理查森夫人是室内设计师，和理查德是挚友。他也是她儿子的教父，我会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你。”他在电脑上调出号码，潦草地写在一张纸上，递了过来，“更多的信息，你会从她那里得知。”
当我们离开办公室时，霍桑的手机响了，是格伦肖探长打来的。她打电话是想通知他，阿基拉·安诺已经出现了，正准备跟她谈话。
第六章 她的故事
阿基拉·安诺住在荷兰公园附近，但我们没有去她家里。大概是因为她不希望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所以选择了在诺丁山警察局接受讯问。那是一座相当漂亮、气势恢宏的建筑，坐落在兰仆林的拐角处。由于政策原因，该警察局现已关闭。伦敦政府曾计划关闭一半的警察局，减少街上穿制服的警员，这也使得持刀犯罪激增，拿手机都要冒着被骑摩托车的小偷抢走的风险。
我不明白为什么格伦肖探长会邀请我们过来，因为她已经明确表示过，她把调查视为一场竞争，而她决心要赢。
“她认为是那个叫安诺的女人干的。”霍桑解释道。
“怎么回事？”
“她实施了逮捕。她想让我看起来很差劲，我当时在场——但她还是比我领先一步。”
“你不喜欢她。”
“没人喜欢她。”
我们出示了身份证，获准进入警察局。格伦肖征用了一间阴森的审讯室。审讯室位于一楼，墙壁被漆成了乳白色，窗户是磨砂玻璃的，遮挡住窥探的视线。一张桌子固定在地板上。这里没有珐柏涂料，墙上的健康和安全宣传海报是唯一的装饰。
阿基拉·安诺坐在一把粗糙的木椅上，看起来很不自在。她是个娇小的女人，有些少年气，不是很矮，但整个人显得不太真实，就像一个影子。她的眼睛非常黑，炯炯有神，只是被圆圆的淡紫色眼镜遮住了一部分，眼镜架在陶瓷般的脸颊和轮廓鲜明的鼻子上。也许她做过鼻梁整形。她的头发又黑又直，垂到肩上，勾勒出一张看不出年龄的脸。她给人一种极其聪明、知识渊博的印象，部分原因是她从来不笑。她现在很郁闷。她刚刚从牛津开车回来，对前夫的律师被残忍杀害这件事，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恨的迹象。但她很生气，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她与此有关。
在此之前，我早已见过阿基拉·安诺两次。
我写这些的时候，不想给人留下我对她或她的作品有任何敌意的印象。实际上，在理查德·普莱斯去世的时候，除了她发表在《新政治家周刊》上的几首诗之外，我从未真正读过她写的作品。说实话，那些诗我也没太看懂。我第一次偶遇她是在爱丁堡书展上，接着六个月后，我在伦敦的一个发布会上见过她。后来，我在网上查过一些她的资料。我对她的了解大致如此。
她于一九六三年出生在东京，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是一名银行家，在她九岁那年被调到纽约，她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一九八六年，她从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毕业，不久后出版了她的第一部 小说《众神》。“一个关于日本镰仓时期女性屈服与宗教父权制的故事。”尽管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改编得不太好，但这部作品还是让她获得了国际赞誉和好评。她的其他作品中，最著名的是《特米苏盆地》《广岛的清风》和《我父亲从来不了解我》，后者是一本她在美国早期生活的半自传体回忆录。她还出版了两卷诗集，最近一本是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叫《俳句两百首》，也确实包含了两百首俳句。她说过一段著名的话，说她写一部小说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因为她不但把每个字当作挂毯中的一个针脚，也把它当作挂毯本身。我也不确定她是什么意思。
她嫁给了英国电影摄影师马库斯·勃兰特，他曾经为她的电影掌镜，这也是她来到伦敦的原因。这是一段有虐待倾向的感情，《星期日泰晤士》杂志对此有一段长达九页的描写，之后上了bbc的纪录片节目《想象》，这段关系在二〇〇八年结束。两人没有孩子。两年后，她嫁给了房地产开发商阿德里安·洛克伍德，这令许多媒体大跌眼镜。
她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信奉了日本的传统宗教——神道教，她的许多作品都反映出了这一点，尤其是她信仰万物有灵论，认为无生命的物体也包含某种灵性。不过，据我所知，没有人见过她去参拜神庙，或者因此沉迷于舞蹈仪式。她还研究了差异性的本质、她的双重民族身份，以及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中所产生的疏离感，这种文化不同于她出生的文化。我在此引用的是她一本书的前言。
我曾在一个圆顶帐篷里经人介绍认识了她，就是那种在爱丁堡书展上搭建的蒙古风格的作家帐篷里。帐篷并不大，但是很安静。他们全天供应咖啡和小食，晚上供应麦芽威士忌——如果那时他们还没有把你打发回家的话。我在爱丁堡谈我写的童书，她正在举行一场诗歌朗诵会。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她则在众人拥簇下走过来，其中有她的出版商、经纪人、公关人员、两名记者、一名摄影师和电影节的导演等。出于某种原因，她穿着一身男士三件套西装，配有圆顶礼帽。除去肩上别着的一枚银色胸针（可能是日本假名中的一个），她就像是从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的画作中走出来的一样。
帐篷里几乎没有其他人，阿基拉喝了一杯绿茶，回绝了一份放了很久的水芹鸡蛋三明治。有人注意到我在那里，并介绍说我是《少年间谍》系列的作者。
“哦，是吗？”
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忘记随后的握手。握手相当冷漠，一瞬间就结束了。
我嘀咕了几句赞美她作品的话，虽然不是真心的，但我觉得这样才礼貌。
“谢谢你，很高兴见到你。”如果每一个字都是一副挂毯，那它一定是用铁丝网织成的。
她在做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她的目光掠过我的肩膀，看帐篷里还有没有更有趣的人。当她确定没有的时候，便转身背对着我，和她的公关人员核实了一些事情，之后整个团队都离开了。
虽然我确实觉得这很奇怪，但并没有生气。书展的气氛几乎总是友好的，没有竞争，很少见到哗众取宠的作家。我暂且假定阿基拉也是如此。可能她对自己即将发表的讲话感到紧张，我也一样。无论我在公众面前讲多少次话，上台前总会感到不安，也不太会闲聊，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我粗鲁无礼。
但几个月后，当我在新书发布会上遇到她时，她又一次冷落了我，这一次我确信她是故意的。她似乎不记得以前见过我，当她再次被告知我是一名童书作家后，瞬间没了兴致，眼中的光也熄灭了。如今，她开始喜欢戴那些小野洋子风格的墨镜了。我觉得相当可笑。
这次她穿着一套昂贵的黑色长裤套装，肩上搭着一件浅灰色的羊绒披肩，末端缠在胳膊上。卡拉·格伦肖坐在她对面，那个叫达伦的男人站在一旁，要么嚼着口香糖，要么假装在嚼口香糖，手里还拿着印满图腾纹路的记事本。
格伦肖介绍了霍桑，对我只字未提，这倒无妨。我不知道阿基拉看到我会怎么想，我看她未必会愿意出现在我的书中。这是一次非正式的面谈，没有律师，也没有警告。
“谢谢你赶来，”格伦肖对阿基拉说，“如你所知，理查德·普莱斯昨天早上被发现死在家中，我们希望你能协助调查。”
阿基拉耸耸肩：“我怎么帮你？我几乎不认识普莱斯先生。他代理我前夫的案子，但我们从未说过话，我对他无话可说。他靠人们死去的爱情和破灭的梦想谋生，还有什么可说的？”
她的口音很奇怪，主要是美国口音，但带有轻微的日本味。她声音柔和，不带一丝情感，似乎觉得这场对话很无聊。
“你威胁过他。”
“不，我没有威胁他。”
“恕我直言，安诺女士，我们有几位证人十月二十一日当天在德劳奈餐厅看到你，当时你在那里吃晚饭。离开餐厅时，你看到了普莱斯先生，和他的丈夫坐在一起。你朝他泼了一杯酒。”
“我把酒倒在了他头上，他活该。”
“你骂他是猪，还威胁说要用瓶子打他。”
“那是个玩笑！”这五个字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恶意，仿佛在指责格伦肖故意无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倒了一小杯酒，我说他很幸运没有点一整瓶，否则全都会被倒在他身上。我说得很清楚：我会用更多酒泼他，并不是我会用酒瓶伤害他。”
“考虑到他被谋害的方式，这仍是一句不恰当的措辞。”
她仔细想了想。我可以看出她在回想、分析餐厅里的场景，好像要把它变成一个短篇故事，或者一首俳句。那双深黑的眼眸陷入了沉思。最后她说：“我不后悔我说过的任何话。我告诉过你，那只是一个玩笑。”
“一点也不好笑。”
“探长，我不认为玩笑一定要有趣。在我的书中，我使用幽默只是为了颠覆现状。如果你读过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作品，你就会知道他将玩笑定义为一种揭示真相的裂口。顺便说一下，我是在索邦大学认识他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会凭借嘲弄打败对方。这是阿兰给予我的洞察力，虽然我觉得没必要为自己辩解，但这正是我在德劳奈餐厅使用的方法。”
我能想象到阿基拉·安诺和阿兰·巴迪欧一起畅聊到深夜。肯定充满了欢声笑语。
“安诺女士，你和谁一起吃的晚餐？”
“和一个朋友。”
“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也许会有帮助。”
“也许最好不说。不管怎样，那不是个男人，是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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