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老师,其实我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让咱们有一个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我知道您找我来反映星忆的情况,肯定是为了她好,这个我同样特别认同,只是我们家的教育方式相对其他人来说,自由度稍微高一点。
“我是做媒体的,所以我觉得沟通特别重要,尤其在教育问题上。您看咱们这样聊一下,我就知道您这边的想法是什么,您也知道了我们的想法对吧?毕竟现在时代不同了,教育也不能一刀切对不对?咱们互相理解。我们在穿着打扮的问题上会再多想想,您看行吗?”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宋铭铭还能怎么办?虽然检查是答应写了,可就是觉得被反将了一军。
母女俩走后,宋铭铭跑到陈正那儿大吐苦水:“陈老师!您给评评理,她刚才那是什么意思?‘我是做媒体的’,这是威胁我是不是?做媒体怎么啦!随随便便就能给人扣个大帽子曝光了是吧?连家长都这样,学生能好吗?学生一旦出问题了,不还是要先找我这班主任问责吗?!”
陈正是一个非常老派的教育者,信奉“严师出高徒、高压出精英”,对西式开放教育不屑一顾,因此对宋铭铭的话深表赞同。
“现在的家长就是太惯着孩子!以前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事,当老师的说一不二,家长都安安心心把孩子交给我们,什么都听老师的,不然要学校干吗?”
这一点章心宥深有体会,他虽然不是调皮捣蛋的类型,但从小到大也没少因此而挨尚女士的揍——不管青红皂白,反正被老师批评了就是他不对,揍完了尚女士还要按着他的头去给老师道歉。
“还什么‘安全措施’?您说这是一个母亲应该说的话吗?咱们说一句不好听的,未成年小姑娘偷尝禁果去打胎的例子不知道有多少!她就一点不操心?!到时候我看她找不找学校的麻烦、找不找我的麻烦?这班主任真是越来越难当!”
舒星忆的这份特别,除了来自她本身,更多的是来自家长和家庭的教育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舒星忆以及她的家长,某种程度上确实有些令人束手无策。
等章心宥自己接手了班主任,他便明白了一点:“每一个‘特别’的学生都是一个潜在的不定因素”。
班主任所要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成绩的提高,还有学生的安全、心理健康、小团体内的人际关系,在这个年纪,一点小小的矛盾都有可能成为被敌视、孤立、欺凌的导火索,往大了说,可能造成一辈子的心理伤害。所以在老师的角度看来,自然是希望把坏苗头都掐死在萌芽状态最好。
章心宥在跟宋铭铭交接的时候,特意留心过她提过的几个“刺头儿”“后进生”,舒星忆就是其中一个。但通过一年多的作业辅导,章心宥一直觉得舒星忆其实不难沟通——她的疑问很直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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