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在这五两银子的份儿上，那些一向自命清高的文人雅士们有一个算一个，一边啃着热乎乎的红薯，一边摇头晃脑的写诗。
什么《红薯赋》《咏薯》《杏花楼汾酒歌红薯》等等佳作一时间广为流传。
顾深由此也深深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些文人之所以能够自命清高，主要是银钱给得还不够多。
除了文人以外，顾深还将这些红薯送入了乡绅地保乃至县尉家中。
尤其是县尉府上，除了红薯还有一封歌功颂德的长信，以及纹银二百两。
信中毫不吝惜溢美之词，把县尉夸成了古今第一的父母官。
县尉乐得心里开花，忙不迭的收了银子，又将红薯递交给了自己的上司。
一个县里出现了此等丰产的作物，在一向民以食为天的古代，怎么说都算是值得歌颂一番的政绩了。
顾深的这几步棋下完，红薯瞬间便在整个南方境内火出了圈。
除了慕名而来的客商，连朝廷也派了人前来收购，预备将这种作物充做当地驻军的军粮。
顾深便将丰产的红薯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按着客商的价格每市斤二十文，一部分按着朝廷收购的价格每市斤十五文。
并且不管是按哪种价格收购的红薯，顾深都会每市斤与村民返五文银子。
水源村上下五百多亩旱田，共计丰产了二十七万八千三百斤红薯在入冬前销售一空。
顾深刨除了所有分送给村民的红利，自己共计得银三万八千多两。
那一年水源村的老老少少都换上了久违的新衣，家家户户都修盖起了新房，更有甚者张罗着要给顾深在村中的老古井边上立个碑，每日打水时拜上一拜。
顾深果断拒绝了这等会折阳寿，损阴德的行为。
与此同时，这个时间节点也正是顾深的香皂工坊与各家胭脂铺掌柜的所签订的契约到期的日子，手头上资金充裕的顾深便与那些掌柜的们挨个谈起了收购和参股的事宜。
原先顾深只是作为生产的主体为那些掌柜提供充足的货源，如今顾深则是要将生产与经销两项都牢牢抓在自己手心里。
那些掌柜便由实际上的经营者变成他的授权经销商，店铺的实际控制权握在了顾深手里。
不过由于经营主体的转变，那些掌柜们日常要操心的事情变得比以前少得多，人清闲了，赚得银子却更多了。
冬寒十月，立冬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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