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后几天，我的脑袋一直疼痛难忍，我不断回想那日在小院的际遇，我敢肯定，此人正是圣诞夜令我惊鸿一瞥的侧脸。
分花拂柳般，一阵风吹开迷雾，但愈是接近真相，痛苦愈是像岩浆翻滚，灼烧得我寝食难安，好不容易被他养出的肉都没了。
周朗很心疼，在没日没夜工作，为与周先生打一场硬仗之际，分神带我去了医院复查，有时从诊室出来，他已在诊室外的沙发睡着。
想起面对钱医生的再叁询问，我都没有将事情和盘托出，不免愧疚上涌，我蹲下，轻喊他的名字：“小朗，小朗……”
他一抖擞，缓缓睁眼，梦中紧皱的眉头松开：“嗯？出来啦，走吧，我带你吃好吃的去。”
他比不得兄长，兄长很少在我面前提及我的病情，他通常私下与医生交流，用餐时也很少说话，唯独周朗，像集会上十八块五一只的大喇叭。
一般我的愧疚会在此时消散几分。
“医生怎么说呀？”
“多吃点，看你瘦的。”
“明晚又不能陪你啦。”
——哔哔叭叭个不停。
但我不厌烦，他曾以一己之力，在我近乎枯萎的生命花园中，四处撒下甘露。
好比某天我画了张Q版小人，他指着胸前纸牌上的“18.5”问我什么意思，还不等我回答，他忽然耳尖红透，小媳妇儿似的指控道：“眠眠你流氓，偷量人家那儿！不过你肯定量错了，待会儿我把裤子脱了你再仔细……啊，别揪耳朵！”
这样的打闹中，我获得片刻宁静。
我会故意忽视心底的缺失，并告诉自己，没什么不好的，这世上有人肯持久地爱你，你足够幸福。
可当有一个人的面容，能如此轻易地使我的心剧烈震颤时，我又开始怀疑，这片刻宁静的面纱之下究竟是什么？
尚算不上痊愈的，破碎的精神承托不起这样的自我审问，只好借别人做依托，故而我愈发依赖他。
偶尔周朗忙至深夜，见一旁的我困得打盹，便哄我回房睡觉，前后不过半小时，我就要去催他，抱着小熊，光着脚丫，含泪哀怨地立在堂下。
这样，他不得不放下工作陪我睡觉了。
我知道这是一种拖累，可我有什么办法，我一闭眼，鬼怪横生，一些莫须有的记忆排山倒海般冲来，我无法承受，只有他在我身边时，只有这时，我才获得心安。
然而更多的，他会投身工作，护工阿姨便会在段时间来看护我。
在我将晚餐全部吐出，神色恹恹躺在床上时，阿姨不顾我的阻拦拨通了他的电话——这是他给阿姨的指令，只要我有事，不管何时，一定立马拨给他。
时针指到五，这个点儿他应该在开会，嘟一声后，电话被接起，那头静默一片，偶有纸张翻动，我听见阿姨把我如何头晕呕吐绘声绘色地禀报，之后手机交来我手中。
“希希，你还好吗？”
先前为自己建立的城墙轰然倒塌，我带着鼻音对他说：“我不好，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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