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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1 月，钟欣愉带着阿渡和阿念来到香港。

汽轮泊进码头，她站在甲板上，看着几年前曾经来过的这个城市，熟悉，却又陌生。

眼前那些整齐的西式建筑，以及夹杂其中的唐楼，平地而起的山，山上满是热带植物的树林，仍旧充盈着南中国潮湿的空气，普照着沉厚致密的阳光。但哪怕只是远远眺望，也可以看见那些残垣断壁，以及在废墟里迎风摇摆的野草。

她带着孩子下船，先住进旅馆，再去上环文咸东街上的中国银行见郑经理。分行规模不大，不过三十几个人，以一当三地用。之后的每一天都是忙碌的，她开始上班，搬进罗便臣道上的宿舍，找了看孩子的女佣，又给阿渡在附近找小学报名。

休息天，她带着她们到处去，皇后戏院看电影，海上坐渡轮，爬上砵甸乍街的石板台阶，走过密密搭建的屋棚中间人流如织的街市。

“喜不喜欢这里”她问孩子。

阿念一向嘴甜，抱住她和姐姐，说：“只要我们三个人在一起，随便哪里都好。”

阿渡竟也点头，说：“这里有点像重庆。”

也许是真的吧，钟欣愉笑起来。当时的香港不及上海繁华，在城市里就能看见山，大片的树林，甚至农田，道路高高低低，一会儿一个坡，一会儿一道石阶。

遗憾的是，她还是没有找到他。虽然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问，附近有没有做书画生意的店铺有没有一块可以裱十尺长卷的阴沉木

但香港与上海不一样，并没有成了规模的书画行当。即使有过，几年仗打下来，也已经飘零各地。

有人对她说：“裱画要那个做什么长卷都是装在架子上裱的。”

她却觉得是个好兆头，因为从前她去找他，也曾听到过类似的话。

而且，那段时间，北边不断传来内战的消息，越来越多的人涌进香港，连带着本地的地价都涨起来。她又有那种感觉，就像几年前在重庆，所有的人都会相聚。

就这样到了春节之前，行里来了几位本地商会的客人，商量贷款的事情。

钟欣愉听到他们交谈，说到北边打仗，原本进口的机器运不进去，打算贷一笔款子出来，留在这里就地开厂。

贷款是要抵押的。他们讨价还价，算了地皮，又算到古董。其中一位侨领，号称是本地出了名的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