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逐渐对斯坦放下心防。她考虑过重新回去修满课程、好好考试毕业。但信赖招来的是噩梦。“他恨帝国的一切，以它对待他姐姐的方式对待我、惩罚我，以此复仇。”描述斯坦所作所为的时候，莉莉的声音里出现了一个空洞。她会突然跳回时间更深处，叙述战时少年军内的体验。那些经历有共通之处。但莉莉大体上还是表现得很平静，这让她直白冷静的叙述获得了一种野蛮的暴力。
作为听众的我不止一次因为自己的生理性别而感到不适。我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为男性的另一些人能够做出如此恶行，并为我无法给出一个解释而羞愧。想要在这篇报道中找到一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的读者会失望，我会将它们留给法庭。
莉莉试过申诉，但杰克·威尔逊与斯坦有交情，她的控诉石沉大海。由于她的“恶名”，虽然她的精神状况肉眼可见地恶化，教员和其他学员理所当然地认为那只是顽固分子的疯狂。莉莉在那段时间更加频繁地“违反纪律”，故意违反每一条可能违反的规矩。少年军的身份变得重要。她开始自残，试图轻生。学员身上的生理数据探测装置让她一次次被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她有严重的睡眠障碍，但因为她会将安眠药囤积起来，医务室最后拒绝给她开药。
“所有人都看得见我，但我也是透明的。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污渍，他们都恨不得我快点消失，但又不愿意给我自愿消失的权力。”
我很想写，莉莉并非完全孤身一人。但那种说法淡化了她经历的孤立和漠视。在我们的对话中，我小心地询问有没有哪怕一个人注意到她的状况，莉莉以陈述事实的口气告诉我：“我试过告诉自己我是爱他的。但最后，我实在做不到。如果没有阿廖沙，我早就死了。”
阿廖沙是阿列克谢·冯霍恩在莱辛改造营内更广为人知的通行名字。他们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与一些揣测截然相反，他们并没有恋爱关系。莉莉坚称他们的关系连朋友都够不上。采访中，她花了很长时间试图给与阿廖沙的牵绊定性，不是朋友，不是恋人，甚至不是同类。莉莉说她也不了解阿廖沙，有时候甚至会怕他。到最后我也不确定我是否理解了他们的关系。无疑的是，他们对彼此有特殊的意义，极度依赖对方。“我会为他做任何事，他也一样。”这句话在如今看来，更像噩兆。
6月6日之后，我试图追踪阿列克谢的生平，但很快走进死路。能弄清的只有他被赫伯特·冯霍恩——一位前帝国外交官——收养，因此获得了这个姓氏。关于冯霍恩一家有许多传言，但无一能够确凿证实。帝国投降之日，冯霍恩一家在家中地下室服毒自尽，所有私人和官方机密文件都被事先付之一炬。冯霍恩家的养子不止有阿列克谢一人，我在一所医院找到了幸存的唯一另外一人。他在被征入少年军后负伤，双目因激光照射失明。但他拒绝谈起在冯霍恩家时的任何事，对于阿列克谢，他只说“无可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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