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瑟琳坚持说账单由她付，让我随意，显然是不打算承认真正付账的人是谁了。
我的警惕之心并未因此放松。
其实都到了现在的地步，我对乔瑟琳原本不需要如此警惕。但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让我应接不暇，现在我最初的“这件事”的目标，干脆脱离了战场一线。乔瑟琳要是较真问起来，我招不招架得住，这很难说。为了不至于陷入那样两难的局面，还是从最开始就做足准备为好。
我将跟进凯文方面取得的发现，COO的事，COO招揽我的事，连同我对集团内部分歧的一些猜测都一五一十讲了，也暗示针对大老板的人确实是主席。不过，在信息渠道上，我做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模糊。乔瑟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拣着要紧的地方问，对于我不愿深谈的，也没有过多为难。
饭桌上作汇报是门艺术。这里又是公共场合，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少不了暗语与转喻，又有许多交换只藏匿于水下，依凭的仅仅是心照不宣。
跟高手过招总是获益匪浅。乔瑟琳常常在我起了个头的时候就观察到我的思路，省却不少穿针引线的工夫。
然而有一件事是十分要紧的：第三方的资料。
资料外泄一事我到现在都没有报备，我确实不知如何是好。于理而言，这样关键的信息交出去，我是该事前就征询上级意见的，退一步说，至少要及时做好报备。先斩后奏已经是比较严重的渎职行为，我又拖了这么久，换作我在乔瑟琳或大老板的位置，仅仅掌握我的渎职，而不知道我彼时所处的环境全貌，我当怎么想？
于理而言——于理而言，在最开始，“这件事”的边界就很模糊。模糊从不受理的管辖，也被理所厌恶，既说不出道理，也无从依靠法理。
细节无关紧要。
这种对“细节”的模糊处理，今晚我再一次深刻认识到了。
第三方数据外泄的事，我已打定主意隐瞒。安宁拿到的那一批文件，隐隐指向同行的业务拓展所需，我交代此事，公司不一定查得出，也不一定就会认真去查。权衡再三，我仍旧做了这个决定，可面对乔瑟琳，难免七上八下。
凯文与我向来不对付，先前他暂管亚洲部门业务的短短时日当中，我们的不睦，乔瑟琳彼时也一定是注意到的。再说，我和凯文平常业务接触也不算密切，他为何突然态度调转一百八十度，还在我与COO之间主动做掮客，想也想得出来。奇怪的是，乔瑟琳问话很讲求轻重缓急，可对于我究竟如何取得的凯文的信任，她却半个字也没有提到。
我立刻明白过来：她是有意为之。
大老板对我的信任与放权，程度实在太深，让我不禁惶恐。
我倒不是感激涕零。
又不存在什么浩荡的皇恩，我拿钱办事，并且愿意追随这样干实事的企业家罢了。
——我是不受控制地多想，多疑，觉得有坑，觉得会被秋后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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