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潘德小姐的声音特别小。
“而且有的接格也很奇怪。”她又悄悄说。
我决定照顾她的情绪：“我想应该是那样。”
潘德小姐扬了扬眉毛。
“东欧说不同语言的人能像巴基斯坦人与印度人那样沟通自如吗？”我又道。
“差别更大一些，但只要掌握了一门斯拉夫语言，要学别的就容易很多。而且印巴两国出身的人能否顺利沟通也要看地区，至少对我来说有些困难。”她看了看我，“当然事情总有解决办法，英语这样文化强势的语言，肢体语言，诸如此类。你猜我怎么学会分辨印地语和泰米尔语的？”
我点点头：“我知道那种感觉。当你被同胞模样的人问路，或者走进一家中餐餐厅，而对方却首先选择说粤语——对我们来说这尤其常见，早年去到世界各地的华裔几乎都是粤语或闽南语母语者。”
“我了解一点。”潘德小姐回应说。在地铁上我们交谈的声音极低，但环境底噪又大，她回答的这句话我几乎没听清楚。
她又悄悄道：“而且你要小心对地理位置的描述。现在的波兰无疑是个中欧国家，而当你更倾向于将它描述为东欧的一部分的时候……你知道，有一点‘红色’。”
我本来就很红色。我心想，至少我的底色肯定是红色。
但她的话还是让我有所思考。出站后我们有一阵子没说话，等周围人少了起来，我才问：“为什么你愿意主动学波兰语，却没有想过学印地语？”
“跟我常常对彼得说波兰语一个原因。”潘德小姐转过身来，袋子都换到左手上拎着，盯着我，慢慢摘下口罩，道，“我是个叛逆分子。”
她的眼神很狡猾。
我无奈地笑起来：“会罚款的。”
“我有钱。”她的语气听上去满不在乎，但还是默默又把口罩乖乖戴好了。
我们并排走在人行道外侧。她的公寓就在眼前了，两个人的步伐越来越慢，也不知是谁起的头。
她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我们第一次走这条路的场景。
我忽然说：“你相信羯磨吗？”
“取决于你在说哪个羯磨，印度人口中的还是美国人口中的……”潘德小姐顿了顿，“你知道吗？我都不信。前世决定今生，或者恶人自有恶报，都只是仅仅能起到安慰剂作用的赎罪券。”
我吸了口气：“好尖锐。听过《Gloria》吗？”
“帕蒂·史密斯？”她转过来看我，显然不能相信，“不——”
“怎么了？”我看看她，“我喜欢她的歌。”
潘德小姐正在接受这个事实：“我只是没想到。你知道，你偶尔会谈到《圣经》里的句子，我只是以为你更……更温和，在耶稣的存在性还有存在意义这类的严肃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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