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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妈。她辛苦养大我，自己从来新衣服都不舍得买一件，却愿意花几万块给我买琴，无疑是对我非常好的。可在我没有达到她的某些期望时，她又会对我动辄打骂，将一切归结于我体内另一半基因的“劣等”。

又比如我爸。我的记忆里，他总是风趣幽默、开朗健谈的，对我从来很耐心，只要我提出的愿望，他都会尽可能满足。但他出轨时却并没有考虑到他的两个孩子，甚至，我觉得他可能都没意识到自己是个“父亲”。

再说我。我钟情于冉青庄，心心念念在他，甘愿为他做那许多事。然而与他的相处中，我却不止一次地出现灰暗的念头，将他的感受放在次要。我告发他和林笙，我弄丢他的戒指，我隐瞒林笙回国的消息，我趁他醉酒行不轨之事……

他要说他不是东西，那我其实也挺不是东西的。

摸着枕头下触感冰凉、棱角分明的金属勋章，我朝不远处那个模糊的隆起小声开口：“他说得不对，你很好。”

在我心里，他永远都是很好的。

上头吸取大榕村的教训，可能觉得四个人有点不行，就给陶念又加了两个人。病房门口站两个，医院门外车里坐两个，四个人看着我和冉青庄，实行24小时严密保护。

我做检查时，冉青庄、陶念和张庆三个大男人就陪我一起做检查，做完了要等报告，陶念让我们先回去，说他随后会替我拿到病房。

冉青庄转身的时候有些迟疑，坐旁边同样等候报告的两名大妈停下交谈，好奇地打量我们几个。

“你们是朋友还是兄弟啊？一个人看病还能这么多人陪着，你们感情真好啊。”

“朋友。”我冲她们笑笑道。

“哦哟，那真是不容易的，这么好的朋友……”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感慨起来，说现在人情冷漠，这样重情的年轻人实在少有，有时候亲人还不如没血缘的外人。

冉青庄看了看她们，视线转向我：“你们先走吧，我和陶念一起等。”

我想说报告也不多，就两张片子，不用两个人拿的。可冉青庄已经走到陶念边上坐下，显然只是知会我一声，并不是在问我意见。

最后我只能与张庆两个人回了病房。

等待的过程有些漫长，我从角落搬出大提琴，怕打扰到别人，没有运弓，而是改为弹拨。

大提琴的弦很硬，拨揍时泛音不充分，很容易找不到音准。但此时没有听众，也就无所谓好不好听了。

左手按弦，右手拇指向下斜扫过琴弦，低沉圆润的音符像雨滴砸落在石阶上，一个接一个蹦出。

一首简单的《Happynewyear》，翻来覆去拨揍了十几二十遍，到后来指腹都快拨肿了，冉青庄还是没有回来。

右手拇指一如既往扫过琴弦，这次却扫出了一段不和谐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