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几年前经济最萧条的时候，《出版法》颁布不久，日报上登过一篇文章，题为《从根本上反对版权》。文中写道，普通市民三四年前还能每年买几十块钱的书报，可现在连几块钱的书也无力购买，经济的压迫使他们限于精神粮食的匮乏。所以，翻版书与其说是伪书，不如说是廉价的普及本，并非侵犯他人财产，而是充满敬意的翻印，助益了文化的传播。时下一些进步书籍能够流传一时，也未尝不是翻版书的好处。
读到这番偷书不算贼的理论，教授撰文反驳，说文人固然清高，不该斤斤计较于钱财之类的身外物，但也不至于清高到了自己应享的利益被剥夺了，还自以为肩负着光明伟大任务的地步。更何况翻版书时为滥觞，浸而遍地，正规书局受其倾轧，经营艰难，整个出版界都已被置于近乎破产的境地。等真的到了书局集体关门倒闭的那一天，又有谁来为为书贾制造翻版原料呢？
周子兮觉得这道理说得很好，奇怪究竟是什么让教授在几年之后改变了想法。
后来呢？她打听这场笔墨大战的结果。
后来？教授苦笑，后来被对方捉到痛脚，说我自己的学生在课上用的西书都是Pirated books，有什么资格来批评伪书？
周子兮也是一愣，没想到会是这个原因。
教授继续道：当时正是汇率高缩，美金一元合国币五元。一本西书动辄几十元，普通学生根本不能承受，要么读翻印书，要么就干脆不能读了。所以，我也算是被说服了吧。翻版书这回事，实在是意识与现实之间的断裂，已经超越据法维权的范畴，不是我辈能评述的了。
周子兮还在力争：民国尚未加入万国版权同盟，所谓法无明文规定而不究，虽然不能说翻印西书就是正确的，但跟这桩案子也不完全是一回事。
这显然是律师的逻辑。教授一时说不出什么，却也没被说服，一边笑一边摇头，表示自己并非真信了这市侩的诡辩，只是不屑与她争论而已。
话说到这一步，周子兮只得作罢了。
其实，也难怪教授不愿意淌这潭混水。若是再引起一场笔墨战，一定又会被人指名道姓地骂上来。不作答吧，就好像做实了罪名。作答吧，又浪费了原本可以用来做正事的时间，最没意思。
而在当时，小报与杂志又尤其的多，一时新开，一时倒闭，出来几个月便不见了，隔一阵换个名字又挂在报摊上。印成铅字的论战比律师在法庭上还要雄辩，反正双方各讲各的道理，甚至根本不讲道理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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