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我答应了。
陶然：“到时候我去接你？”
“不用，你把时间和地址告诉我就好。”
陶然是一个怀旧的人，在我看来怀旧并不是什么好事，相反，怀旧常常会给人惹来麻烦，怀旧的泥沼常常让人忽视现在和未来。因此每当他想与我独处的时候，我总是拒绝。
过去就是过去，结束就是结束。我喜欢界限分明。
在我们之间，我不会再给他机会，当然也意味着不会再给自己机会。
除了以前的回忆，只剩下工作往来就好。
陶然是诗刊《厦门蓝》的编辑。
我从上大学开始便频频地在《厦门蓝》发表作品，在我创作热情高涨的那几年，陶然不停地鞭策和鼓励，最终我的作品得以集结成册。
在我们分手之后，他也继续作为我的责编。到现在我已经出版了几本诗集。
陶然是一个典型的幻想家，成天做梦，实际年龄比我大六岁，心理年龄应该比我小六岁。他一直梦想着我能够成为顾城那样的著名诗人。
“请你放过我！我不想给自己压力，也不想成为别的任何人。”我这样明明确确地跟他说。
“阿秋，你没明白，我说的是，你要笔耕不辍，写出像他作品那样的优秀诗篇，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现代诗的魅力。”陶然根本不听我说的话，他一直致力于让我的作品被更多的人阅读、接受。
“你又何必呢？”我说，“我只是为自己写诗而已。”
“你这样的觉悟不可取，”陶然打断我，“诗歌这种语言和思想精华，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这样我们的民族思想和审美才会有提升的希望。”
“诗人没疯，编辑先疯了。”我已经失去耐性，不想再跟他耍嘴皮子。
“只为自己写诗这种狭隘，你要及早摒弃，”陶然依旧不依不饶，“你知道李后主后期作品的眼界为什么变得更加广阔吗？”
我懒得理他，他却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接着说：“那是因为亡国之后，他从自身的局限之中破茧而出，看到了更加阔大的世界、体验到了更巨大的痛苦，因此才有了更深更透的领悟。”
“得啦得啦，我以后会睁眼看世界的，可以了吗？”
……
类似这样的对话，在我们交往的那段时间简直是家常便饭。
说起来，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也蛮开心的，不过最终我们并没能携手继续向前。
到了诗友会的那一天，原本说会陪我去的程珊竹不得不去录音室，最近她要开始督促团队宣传新歌，如果这首新歌顺利的话，年底她的新专辑就很有希望。
“抱歉啦，阿秋。”程珊竹匆匆忙忙地准备出门，“经纪人觉得之前拍的那一组照片与新歌的风格不太搭调，建议我重新拍摄。”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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